道德既有现实性又有崇高性，历史上的不同哲学家常常侧重于其中某一个方面。

这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激活、萃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包括儒学精华），让它在建设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作用，完全是南辕而北辙，在两条道上跑的车。他提出了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儒化中国的主张，并且提出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

今天，我们想请各位就以下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大陆新儒家学派提出了哪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主张，其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是什么？大陆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其他各派思想处在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中，包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与港台海外新儒学的关系，与大陆学界崇儒而不反马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他们进行的舆论斗争和社会组织活动有什么特点，在今天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如何，未来前景如何？今天，我们只能从总体上初步谈一谈，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日后深入分析和研究。他说，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只有贤人才配有统治权。大陆新儒家重视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他们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在为儒家争夺文化领导权。康晓光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为共产党执政提供合法性，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当代儒学思潮中的少数人则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所以也特别引人注意。

前者主要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钱穆等人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代表。方克立：有的大陆新儒家代表认为，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是中共摒弃意识形态、回归中华道统的标志，是他们去马归儒、儒化中共战略取得的一大胜利。】韩氏则隐然以此道统自负。

彼虽提倡民主，而其性格实非常独裁……我不了解他何以疯狂至此。良知的自我坎陷的理论最多只能说明人的一切创造活动都受良知的主宰，但却无法说明政统与学统必须等道统来开出。[1] 可见他虽能接受社学的分类，而终觉心有不安。（上引章学诚必不可有门户之说，微有语病，其意仍指门户之见。

道统自然是掌握在证悟了道体的人的手上，所以新儒家必然居于金字塔的最高一层，为经验界的一切创造活动提供价值标准。】 以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正和他对儒学史的发展与扩大的看法完全相符。

从整体系统的观点出发，他最关心的是怎样发掘出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因此往往以西方文化作为对照。】 这里所说的虽仅是政制，但其原则同样可以旁通于其他方面，并上推至中国文化的全体系。他自己的工作便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他在逝世前两年（一九八八）也曾明白地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

例如高攀龙描写他一生出入各家所指示的修养工夫，虽有过透体通明，遂与大化融合无际的见道经验，仍然需要再过十几年才识得《大学》、《中庸》所描写的本体和工夫（见《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第三，魏晋南北朝是扩大期，不但有义疏之学的创立，而且扩大到史学，从此经、史并称。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钱先生的最后归宿在史学。

内圣之学可以开出知识，学人之学则决不足以成为上通内圣之学的有效保证。接着他便对熊十力在经学上的猖狂恣肆痛加批评，并认为这种态度将来会对学风发生极坏的影响。

这个心体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真实的存在，即陆象山所谓此心或王阳明所谓良知。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暌违终不能免。

韩文公所谓因文见道者，其道别有在，于是转治晦翁、阳明。西方社会学家由于没有现代中国人的反传统的意识，因此反而有人对这一独特现象感到深刻的兴趣。但是学问世界中还有千千万万的门户，因此专家也不能以一己的门户自限，而尽可能求与其他门户相通。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道统的看法。但从他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愿意以签名发宣言的方式来造成有形的学术壁垒。不过他有一段论陆王之学的特征，似乎可供参考。

一部中国目录校雠学史便是明证。【《国史新论》的《再版序》。

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暴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的则成了保守派。

这正是人和石头不同的所在。又因文见道，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顺理成章进入清代的考证学。

上面所说的实践上的困难便隐伏在此。但名称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才是宇宙的最后真实。科学家代替了牧师（上引Rorty的新作对此多有论及）。总之，新儒家如果仅凭直觉、证悟以建立其关于本体界的信仰，那么我们局外人自然完全没有说话的余地。

新儒家的道统观对于具有同样体证经验的人也许已是不证自明。现代新儒家既然上承宋明别出之儒而严格区别道统中的正宗与旁出（借用契嵩《传法正宗记》的分类），则这种区别所依据的绝对标准最后必然也要用于他们自己的身上。

易言之，此文化系统将因吸收外来的新因子而变化，却不能为另一系统（西方）所完全取代。据他自叙为学的经过说： 入中学，遂窥韩文，旁及柳、欧诸家，因是而得见姚惜抱《古文辞类纂》及曾涤生《经史百家杂钞》。

锡予的书（按：指《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钱先生在1959年5月6日给我的信上说： 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作中国文化宣言书，邀穆联署，穆即拒之。

但是文化系统的范围太大、内容太复杂，不允许我们轻率地一言以蔽之，所以分门别户的专业研究决不可少。只有儒家圣人所言的才是对于道体的正见。新儒家对整个知识领域的态度便是这种心理结构的一种最清楚的表现。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

（胡适虽以攻击中国传统著称，但他也承认：我们的社会组织，因为脱离封建时代最早，所以比较的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近几十年来诠释学逐渐从神学扩展到文学、哲学、史学等即是一现例。

（良知与傲慢无论依旧儒家或新儒家之说，当然都是不能并存的，但这正是我铸造此名词的用以所在。他以佛教为例，说明天台、华严二宗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故势力较大。

钱先生在十月十七日的信中指示我：弟在美盼能有机会多留心文化史及文化哲学问一方面之研究。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